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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的這種演進似乎頗具諷刺意味：尋求競爭卻間接引發公司合并和大公司的出現，不利于卡特爾的環境卻成為孕育寡頭的溫床。獨立廠商之間的共謀與合作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，在制度和環境下是不可能的，競爭因此得以受到重視，但卻是以一種特殊的形式——寡頭競爭而出現。這種寡頭競爭是規模與(有限)競爭觀點相妥協的結果(OMGUS，Bdl8)，其理想狀態不是“無數企業競相生產各種產品的完全競爭”，而是“由反托拉斯或反卡特爾法律所監管的寡頭競爭”。
二戰后，美國反托拉斯及寡頭競爭的蔓延
蔓延發生在兩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是二戰以后。競爭管制從美國蔓延到了歐洲，也流傳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(GATT)、歐洲煤鋼鐵共同體、歐洲經濟共同體等國際組織中。第二個階段是1989年，蘇聯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劇變與開放之后。這兩個變化階段都與美國力量的變化一致。二戰后，無論在是地理上還是在經濟上，美國都擁有了空前的影響力，西歐國家則要依靠美國的力量來生存和復興；1989年，蘇聯解體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。
在這兩個階段，改革經濟和社會結構被看作是將弱小、依賴型國家維系在“和平和民主”一方的最安全的方式(Hoffman，1951；Hogan，1985)，美國模式及美國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一方力量的強大以及另一方的依賴，導致了趨同(本文以第一階段的蔓延為例)。
二戰后的美國為自己制定了宏偉藍圖：以美國經濟體為參照標準，對歐洲經濟、工業進行徹底的結構性變革，尤其要在古老的大陸重新定義貿易模式。雄心勃勃的美國商人異常活躍，積極參與新政(New Deal )，意欲給予世界其他地方“學習自由企業的規則和優勢的機會”。這些美國“傳教士”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：用美國的競爭立法來改變其他國家。他們認為美國反托拉斯傳統、對寡頭競爭的理解是美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也是將其傳播到其他國家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。
這種傳播的思想為一些歐洲“現代化主義者”，如德國經濟部大臣Ludwing Erhard、Chancellor，法國的Jean Monnet所傳承。他們的影響力靠的是他們在國家政權中的關鍵位置、維持權位的能力，以及外國尤其是美國所給予的支持。以德國為例，傳播主要通過兩種渠道：一是德國和美國駐德軍政府，二是歐洲公共組織機構。
德國：從強制到效仿
二戰后，美國認為他們的任務不僅是要為德國帶來民主政體，而且還要帶來德國經濟、工業結構的劇變。反托拉斯傳統和對競爭管制的特殊理解，就是劇變的重要標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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