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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宏觀緊縮政策的大背景下，年初以來，民間借貸更加活躍。”萬沐告訴記者，它們甚至借助信托、典當、貸款中介等各種眼花繚亂的金融形式，成為銀行收緊短期貸款之后的新融資渠道。
寄售行就是其中之一。
萬沐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，在浙江金華，曾有一些“當”字標記的所謂的寄售行，“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賣東西的地方，”但實際上它的“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資和放高利貸，寄售行老板為了賺取差價，經常以私人名義，以月息3分利從親戚朋友處融資，再以5分、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，向一些急需用錢的人放高利貸”。
據本報記者不完全調查，按照目前義烏、金華一帶比較流行的借貸利息，月結下限為本金的5%，這樣一來，如果借出100萬元，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達到60萬元，這相比存銀行有巨大差別。
“就算銀行不斷提高存款利率，但相比于借給別人，那點利息就不足一提了。肯定借給別人利息更高，回報更可觀。”自稱先后4次拆出資金的劉麗(化名)認為。在這種想法下，民間借貸如潮水涌動不息。
如何監管？
而掩藏在潮水涌動背后的是不可預計的風險。
當地的一位律師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，通常情況下，做民間借貸業務的中介公司(也就是上面拆出、入資金的“會”)與放款人簽署一份協議，其中會明確約定，“在放款人資金出現問題時，公司會協助追討。”但至于怎么協助卻沒有明確約定，而僅僅“提供對方的聯系方式”也算是協助的一種。因此，在遇到這種事情時，所有的風險都落在了放款人身上。
事實上，在銀行信貸緊縮背景下，高息民間借貸供需兩旺、大行其道，由此產生的監管問題也成為新的話題。
1月20日，根據央行研究局披露的一份調查顯示，當前我國民間借貸占借貸市場比重已超過5%。作為信貸市場的有益補充，我國民間借貸發展迅猛。
2月，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在中英非銀行放貸人立法框架研討會上披露，當前我國民間借貸資金存量超過2.4萬億元，占借貸市場的比重達到5.6%。“這部分資金的流向，足以影響到央行調控政策的執行效果。”萬沐坦言。
但問題是，由于立法、監管等方面的缺位，民間借貸市場存在著部分借貸行為不規范、一些借貸資金用途違規等問題。而如何有效規范和引導民間借貸行為，已成為擺在監管部門面前的一項重要議題。
“對民間借貸，法律上要首先界定什么是合法、什么是非法、什么資金來源途徑正當、資金使用是否合法等，加以規范。”張健華建議。
他同時指出，“現在民間借貸需求與國家相關法律嚴重不對等。需求旺盛，但是沒有相關法律制約。”此外，相關部門要對民間借貸中的資金投向等情況進行必要的監管與引導，防止變相非法集資破壞正常的金融秩序。
“除了在借貸層面上完善相關制度外，國家還應在信用建設層面加大征信環境建設，構建民間借貸行為健康發展的生態基礎。”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周學東也曾公開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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